循迹建党先驱|董必武：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7月31日，“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董必武手迹展”山西大同巡展开幕，展出董必武1938年至1975年间的一百余幅手迹。今年是董必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

展览以1956年董必武重访中共一大会址时所题“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开篇，语出《庄子》，寓指起始微渺、终成壮阔；以病榻绝笔《九十初度》中的“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收尾。一始一终，映照其一生的信仰轨迹。

此次展览的契机，源于董必武之孙董绍新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时的发现：祖父的书法如此精妙，而记忆中爷爷并不常动笔。董老早年从事秘密革命工作，不存日记，养成“不写日记、靠脑子记”的习惯，诗词随手写在散纸上，塞进抽屉，从不刻意留存。为筹办展览，董绍新与家人从全国50余家文博单位搜集这些散落的手迹。

中共一大会址的临展厅，“革命理想高于天——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文物史料展”吸引了大批观众。本报记者 袁婧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在参观上海的手迹展时这样评价：“董老是一位有革命经历的诗人，他的诗作是特定场景的有感而发，文字背后蕴藏深厚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百幅手迹，映照的是董老的初心、信心、决心与公心——信仰落笔即是见证，初心到老未曾动摇。

睡乡谁遣警钟鸣

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父亲与四叔都是教书先生，他自幼受到良好启蒙教育。董绍新讲起一段往事：1903年，17岁的董必武考中秀才。按乡俗，村人要敲锣打鼓来迎，他却悄悄从村后绕小路回家。他早已对清政府的腐朽心怀愤恨，不愿接受这种庆贺。“这种态度是他思想转变的缩影。”

1905年，董必武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接触数学、物理、化学等新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改变其一生的第一人——日知会负责人刘静庵。刘静庵在武昌办了一个读书室，陈列进步书刊。董必武在此第一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激动不已：“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他称刘静庵为“启蒙师”。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进步文人转向民主主义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剪掉辫子，连夜赶赴武汉投身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他和友人认定：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1919年，他在上海结识了改变其一生的第二人——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汉俊。李汉俊刚从日本带回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董必武后来回忆：“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他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

1920年，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人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后备人才。黄麻起义的五名领导人中，三人毕业于该校。同年秋，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指导下，他参与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他和陈潭秋等以私立武汉中学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新思潮正在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在他和陈潭秋等的共同推动下，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1921年，他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参与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从1905年结识刘静庵到1920年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董必武走过了整整15年的“思想长征”。

“一块补补丁用的布头”

“他学习，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是为了把知识用于革命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董绍新说，董老最看重两件事：革命与读书。董必武学习能力极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已经60多岁了，为了直接阅读俄文原版资料，他开始跟着俄文秘书学俄语；七十多岁又开始学德语，“德国工业先进，他想看德文的技术资料。”董绍新记得，爷爷把单词和音标写在一面，中文写在另一面，裁成小纸条，用皮筋扎好放在抽屉里，出门抓一把揣兜里，坐车时也在背。“他所有的时间没有可以浪费的。”

董必武革命生涯长达60多年，政治、法律、经济、后勤、金融、工运、民运、外交，什么都干过。他自称是“一块补补丁用的布头”，无论党和人民把他补在什么地方，都乐意服从。

勤俭节约是他一生的坚持

在董绍新记忆里，祖父月薪400多元，在党内不算低，但俭朴是出了名的。洗脸毛巾磨出洞，对折缝成圆筒继续用；破洞太大，便降为洗脚毛巾。牙刷毛卷、柄断裂，用细绳系住接着刷。毛笔头松脱，抠树胶粘牢、用线捆好再用。练字从不买宣纸，旧报纸正反面写满，连节目单也不浪费。办公椅木托裂了，工作人员要换新，他摆手说“上面还好好的”，让人钉上四条腿，将转椅改成一把奇特的椅子，竟又用了多年。他认真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国家人口多，每人多添置一件，就是给国家加一份负担。”

1945年，董必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从置装费、生活费和交际费中省下2500多美元，又奔走华侨募款，全部用来购买国内急需物资。出发前小女儿拉着衣角要的洋娃娃，他终究没买。1957年，他亲笔题写“勤俭建国”赠予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

他嗜书如命，书房取名“乐益堂”——“乐益”是他的小名。他爱惜书籍，不许折角，只夹书签，但谁想借书都慷慨相赠，还常常主动推荐：“你想学什么？这本书正合适。”去世前，他留话给妻子：这些书，全部捐给国家和人民。后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各分得一批，家中几乎没留下一本。

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年轻人

董老不空谈大道理，而是以事育人，润物无声。董绍新的一位堂伯父刚入党不久，正值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董老把他叫到跟前，问：“雷锋同志一生都在坚持做好事，你对这个事怎么看？”堂伯父一时语塞。董老说，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得出的经验是：一个人之所以一生坚持做好事，是因为做好事有助于实现他的理想。许多年后，董绍新恍然明白：“他从不空谈，善于借具体事例引导深入。”董老一生以此自勉，叶剑英在悼词中称赞他“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2007年，北京筹拍一部关于董必武的电视剧，董绍新揣着一支录音笔，逐一走访那些曾在祖父身边工作过的人。他发现，虽然大家对董老的称谓不同，敬意却相通。“他无时无刻不在向身边的子女、工作人员、普通百姓传播革命思想。”

新中国成立前夕，老家不少人寻上门来，有的想调动工作，有的想入党，有的要钱要物。董必武给侄子董良埙回了一封信，落笔直截了当：“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很陈腐的甚至很坏的旧观念就是鄙视劳动，认为不劳动而能生活、生活得比劳动者还好才算享福。革命了，必须纠正过来，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他又写信给外甥王俊山：“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参加革命团体是为了学习革命工作，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

1969年，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响应号召到河北晋县贺家寨插队务农。临行前，父亲嘱咐他拜农民为师。董良翮记在心里，最脏最累的活抢着干。河北农村“起圈”——把猪圈粪掏出来沤肥，又脏又臭，连农民都不愿沾手，他二话不说跳进去就干。

董绍新说：“身为董必武的子女，从未享过特权，反而要承受更高的标准。”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家风，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