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邓 池 沟 出 发——雅安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全链保护”之路

□ 转载自《雅安日报》记者 鲁妮娜 李祖珂

编者按

2021年10月，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五年过去，雅安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雅安，全球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5935．82平方公里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全国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的27%，跨越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三大山系。

雅安的任务明确：打通拖乌山、泥巴山、二郎山三大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宝兴穆坪、荥经龙苍沟、天全喇叭河三个重点入口社区，打造邛崃山生态保护教育样板区、大小相岭种群复壮示范区两大示范区。这些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之际，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分三篇呈现，逐一展开这份答卷，敬请关注。

石棉县管护总站工作人员开展野外监测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10月7日早上，宝兴邓池沟，一座深山里的中式木质四合院迎来几位游客。

“戴维于1869年2月来到宝兴开展了长达8个多月的动物研究，并在宝兴县邓池沟首次从生物学的角度发现大熊猫这一新物种……”四年级的小学生罗玮看着展板上的字念出声。

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来到四川宝兴进行动植物研究，157年后，这座他曾经居住过的四合院成了大熊猫起源馆。

从“科学发现”到“大熊猫溯源”，邓池沟的定位变了。但它在中国大熊猫保护史上的地位没有变——这里是起点。

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雅安作为全球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邓池沟的起点

1869年2月28日，戴维到达穆坪（今宝兴），在邓池沟居住了9个月。他依据在穆坪所获标本，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档案》中描述了哺乳动物一新种——黑白熊，让科学界首次认知大熊猫。

如今，大熊猫溯源馆里讲述了戴维为什么会来到邓池沟，也记录了戴维科学发现大熊猫的整个过程。戴维当年居住的房间、标本采集记录也被一一陈列。

来这里的游客大多带着一个疑问：大熊猫究竟是怎样从雅安走向世界的？

戴维将大熊猫介绍给世界，从此，大熊猫吸引全球目光。此后的100多年里，大熊猫从“黑白熊”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符号。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大熊猫“姬姬”成为会徽图案的原型。大熊猫不再只是一个物种，它成为全世界认知中国的一张名片。

然而，从大熊猫科学发现到保护，这条路走了上百年。

1963年，卧龙等自然保护区建立；1992年，大熊猫保护工程启动；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2021年正式设立。

雅安，是全球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与标本模式产地，也是唯一完整经历“科学发现—保护繁育—野化放归”全过程的区域。

为什么是雅安

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一个叫“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雅安分局”的机构挂牌成立。很多人问：这个单位为什么设在雅安？在雅安要干什么？

2026年4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这个机构更名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邛崃山管理分局”，不再沿用行政区划命名，管辖地域不变。名称变了，但问题没变——国家为什么在雅安设这个机构？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川、陕、甘三省，四川片区占了绝大部分。雅安片区5935．82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家公园面积的27%，是四川各片区中划入面积最大的。但面积大只是表象，真正关键的是区位：国家公园划入五大山系，雅安片区就覆盖了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三大山系。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邛崃山管理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徐洪年说：“雅安是国家公园中唯一同时连接三大山系的片区。”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雅安这一段的栖息地断裂，三大山系就真成了“熊猫孤岛”。

栖息地碎片化，正是野生大熊猫面临的最大生存问题之一。大熊猫被公路、城镇、人类活动分割成三十多个孤立小种群，小种群之间无法交流，近亲繁殖、遗传多样性下降、局部种群灭绝风险随之而来。雅安的位置，决定了它必须承担“缝合”的角色。

国家交给雅安的任务很明确：二郎山、泥巴山、拖乌山三大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宝兴穆坪、荥经龙苍沟、天全喇叭河三大周边社区建设，以及邛崃山生态保护教育样板区、大小相岭种群复壮示范区两大示范区布局。

这些任务背后，是雅安在划入面积、市域占比、山系数量、“国礼”数量、野化放归、全链保护方面的“六个第一”。但徐洪年不把这些“第一”看作是荣誉。他说：“国家公园是国家战略，雅安承担的是国家任务。”

而在这组国家任务中，最核心的一项是野化放归。从碧峰峡的繁育基地，到栗子坪、大相岭的野化放归基地，再到野外持续科研监测，雅安走通了一条“繁育—野化—放归—监测”的完整链条。徐洪年称之为“全链保护”：“全球只有雅安，完整经历了大熊猫从科学发现到保护繁育、再到野化放归的全过程。”

但这个“最完整”，依旧不是荣誉，而是责任。

因为“全链保护”最难的一环——廊道连通之后，种群能否实现自我繁衍，才刚刚看到一点希望。

从繁育到放归

2009年4月的一天，当时在石棉县公安局担任辅警的石旭和同事们接到任务，为一支车队作交通保障：“车里装着大熊猫‘泸欣’，将要在栗子坪放归。”

“泸欣”是全球首只被野外救助后易地放归的大熊猫。

那是石旭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家乡石棉也有野生的大熊猫。

“从来不知道石棉还有野生大熊猫。”石旭回忆。两年后，栗子坪保护区招聘巡护人员，他报考入职。从“不知道”到“守护”，这个转变本身就是一个注脚——国家公园设立之前，很多本地人和石旭一样，不知道家乡有野生大熊猫。

2012年，全球首只人工繁育野化放归大熊猫“淘淘”在栗子坪放归。这一次，是石旭负责它的野外跟踪监测。放归初期24小时高频监测，每1到2小时追踪一次信号，收集粪便检测健康状况。半年后，“淘淘”领地趋于稳定，改为白天监测。两年后项圈电量耗尽自动脱落，转为依靠人工巡护、红外相机、粪便DNA识别。

2016年2月，放归大熊猫“张想”佩戴的项圈传回定位数据，确认它穿越了拖乌山生态廊道，从公益海种群进入石灰窑种群。这是有确切记录的第一只穿越廊道的放归个体。同年放归的“张梦”，项圈脱落后依靠粪便DNA识别，发现它多次往返于公益海种群与石灰窑种群之间。

石棉县管护总站保护管理股股长何流洋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自2009年启动放归工作以来，栗子坪基地累计放归9只大熊猫，大相岭基地放归了1只，全市累计放归10只。2021年DNA监测体系铺开后，通过粪便样本仍能识别出放归个体。红外相机拍到了放归个体求偶、母兽带崽的画面。

最确凿的基因交流证据来自第一只放归个体“泸欣”。石棉县管护总站实验室工作人员高会敏说，“泸欣”有明确亲子鉴定证据，和野生大熊猫繁育出了后代。这为小种群复壮提供了直接的实证。

野化放归不是孤立的环节。在雅安，它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繁育出的个体，进入栗子坪和大相岭两大野化放归基地，放归之后开展野外持续科研监测。何流洋说，短期看野化放归成功率更高，本地放归个体野外成活率接近90%；但长期看，栖息地廊道修复更加关键。他说：“种群不能一直依赖人为放归干预，栖息地改善才能实现种群自我繁衍。”

徐洪年说，雅安的目标是建设“出色出彩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第一市”，立足国家公园总规，确定了六大发展目标——建成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域、打造大熊猫种群复壮科研高地、园地共建先行示范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先行区、做强大熊猫世界级文化IP、依法治园。

“保护建设工作永远在路上。”徐洪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