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2点半,
香洲一所中学门口的小卖部,
一名学生从店里走出来,
手里多了一部手机——
她刚付了1元保管费,
把早上存进来的手机取走。
这不是孤例。
今年以来,
珠海相关社区联合市场监管部门
对校园周边商铺开展专项整治,
责令店铺停止向学生租赁手机。
可记者近期走访多所中学附近发现,
比手机租赁更加隐秘的
手机寄存生意仍然存在。
禁令之下
手机寄存悄然浮现
部分学校周边,时不时能够见到学生将手机寄存在校门口小卖部。
9月中旬一个午间,记者在一所小学周边走访。12点半,一名女生从小卖部走出,手中拿着手机。记者上前询问,女生称手机刚从店里取出,寄存需交1元保管费。
然而,当有其他学生前往那些商铺,试探询问能否租(存)手机,店家均当即否认。
这名学生告诉记者,经过多轮整治,商户对手机托管类话题已高度敏感:“我直接问她,可能就是感觉我不像那种带手机的人,所以就直接跟我说没有。”“我们班之前就很多人在那里寄存。” 她说,“现在我每次出来,还是很多人手里拿着手机。”

记者在放学时段蹲点观察,有学生拿着手机在商铺间逗留,有的选购商品,有的低头操作手机。有学生拿出现金,请店铺老板帮忙充进自己手机,虽然金额不大,老板还开玩笑叮嘱 “不要做坏事”,但这笔钱如何使用,学校和家长都无从监管。
为了让寄存更加可靠,也有的同学选择把手机寄存在朋友家中,放学后取用。
学生藏手机
不止寄存一种方式
事实上,手机寄存只是部分学生“藏”手机的隐秘方式之一。此外,他们还尝试过许多“藏”手机的方式。
部分学生向记者透露,近期经过多轮整治后,大部分商铺已不再提供租赁或寄存服务,于是他们在向零星店铺寄存手机的同时,也在尝试另一种 “保管” 方式——有人把手机带进校园,“藏在鞋底、特制水杯夹层等位置,躲过设备扫描”,一名学生告诉记者。
也有学生选择更为偏僻、少有人至的位置自行藏匿。记者跟随一名习惯这样存放手机的学生,实地查看了多处点位。学校对面居民楼内,一处墙角停放着废弃旧轮椅,上面蒙着编织袋,这名学生说,可以把手机放在轮椅座面,再用袋子遮盖;一楼电表箱上方有一个外凸的盒子,盒背空隙也是备选藏机点。公厕门口的红色灭火器箱同样被利用,打开箱门塞入手机后合上盖子,从外部很难察觉。

学生把手机放在轮椅座面,再用袋子遮盖。

电表箱上方有一个外凸的盒子,盒背空隙也是备选藏机点。

打开灭火器箱箱门塞入手机后合上盖子,从外部很难察觉。
公厕男厕所的配电箱顶,也曾是学生集中存放手机的位置。学生指着墙上的配电箱告诉记者,箱顶与天花板之间有一处夹缝,位置高、不起眼,"以前大家都爱藏这儿"。堆放在此处的手机从一两部慢慢增加到五部,机身旁露,最终发生失窃。

公厕男厕所的配电箱顶,也曾是学生集中存放手机的位置。
绕不开的使用“刚需”
为什么学生们一直执着于如此花样众多的“藏”手机?记者调查发现,管理规则与学生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所学校的女生表示,因为家远,放学要打车回家,只有智能手机才有叫车软件。但学校只允许带电话手表、“老人机” 入校,校外商铺寄存成了她唯一的办法。她选那家店,出于长久的信任:“我比较信任那家店的老板,我没上初中前就来过那家店。”正因这些小店承载着日常出行需求,学生对这条私下通道格外保护 —— 记者追问店铺位置,她立刻警觉:“这个不能说。”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孩子不带手机上下学,必须约定固定的接送地点;有一次她前一天跟孩子说好了换个地方接,结果孩子忘了,她在新地点等了很久也没等到人,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接到孩子。

不少家长其实清楚孩子会携带手机。香洲区一名参与过校园周边手机寄存专项整治的社区相关负责人回忆,执法人员通知家长到校取回手机时,没有一位家长说不知道孩子带了手机 ——“都是默认孩子要带手机过去”。接到通知时,“很多家长都是支支吾吾”:学校不让带,家长又离不开手机联系孩子,最终还是默许了。
按照相关规定,学生们确实需要带手机的,家长可向班主任提出申请,学生上学时把手机交给老师保管,放学再取回。但这种方式在部分学生群体中未获得认可。在记者走访中,不少学生表示,交给老师,每次取用都要打招呼、获许可,他们抗拒这种被管的状态。存到自己选的地方,才是属于自己的掌控感。
这道题,该怎么解?
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并书面申请,手机进入校园后应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学校同时应设置公共电话、班主任沟通热线等方式,满足学生和家长的必要联系需求。
教育部通知一出,珠海多所学校即着手细化管理。珠海市第一中学明确学生不得携带手机、电子书、游戏机等电子产品入校,教学区和宿舍每层都设免费公用电话;斗门一中原则上禁止学生带手机等电子产品入校,确有特殊原因需带入的,学校提供场所存放;珠海市第五中学采取分类管理,手机普遍限制带入,确有需要者由家长书面申请、交班主任代管。
今年9月,珠海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公安局等八部门又联合发布《关于拒绝向未成年人违规提供手机租赁服务的倡议书》,叫停校园周边商户以 “手机租赁”“ 小时租机 ”“共享游戏机”等名义向未成年人提供设备。
记者了解到,目前珠海多所中学仍在执行手机入校限制、登记和集中保管等措施。在此次走访中,校园周边商铺以 “租机”“ 小时租 ”为名向学生提供手机的现象并未发现,但前述“寄存”方式似乎成了“租赁”的替代,学生藏匿手机带进校园也时有发生。
面对手机的“禁”与“进”,学校背负管理压力,学生存在通讯刚需,家长深陷两难:既要依靠手机保障孩子上下学通勤、应急联络,又担心手机入校让孩子沉迷分心,影响学习与作息。
珠海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学校长坦言,学校虽落实手机入校禁令,但执行难点重重:暂不具备依靠安检门开展全覆盖排查的条件,搜查书包涉嫌侵犯学生隐私,教师代管手机还存在遗失赔偿风险。学生手机大多由家长购置,家庭的管理作用尤为关键,手机治理仅依靠学校远远不够,需要校家社协同发力。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未来教育学院副教授刘晓瑾认为,学生寄存、藏匿手机,表面是和校规的博弈,深层是学生使用需求、自主诉求与限制性管理之间的矛盾,一味封堵只会导致学生规避监管。家长在安全联络与手机管控间的两难可以理解,但私下默许违规会削弱规则效力。刘晓瑾说:“问题的关键不是该不该禁,而是不能只有‘禁’,没有‘教’。要把手机管理变成培养孩子自我管理能力的教育过程。可以让学生参与规则讨论,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帮助他们学会合理安排使用时间、识别网络风险、管理自己的注意力等。”
他山之石:多地探索破解手机治理困局
针对学生手机管理面临的校外寄存租赁乱象,以及学校、学生、家长之间的三方矛盾诉求,多地从终端替代、校外监管、校内共治三个维度开展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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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科技替代终端
韶关翁源(2026年试点)、福州(2021 年底启动试点,次年扩至8所学校试用)等地试点智能电子学生证。该类设备剔除游戏等娱乐模块,仅保留亲情通话、实时定位、一键 SOS 求救等功能,学生可以佩戴入校。既满足家长对孩子上下学途中定位、临时变更接送地点的通讯安全刚需,又避免智能手机入校带来的沉迷问题,从源头降低学生找校外商铺寄存手机的动机。(来源:翁源县人民政府官网、福州新闻网)
策略二:校外环境刚性监管
贵州三穗曾出现校园周边商铺以 “按小时租机”“按天寄存” 向中小学生提供手机租借寄存服务的乱象,潜藏网络欺凌、不良信息侵蚀等多重风险,但存在 “看得见,管不着” 的监管困境。当地检察机关经研判认定,商户此类行为本质属于 “变相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备损害公共利益属性。在前期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整改效果有限后,检察机关启动民事公益诉讼,推动涉案商铺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并以此案为契机,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发布倡议书,建立线索举报闭环机制,实现从个案整改向全域治理拓展。(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策略三:校内多元共治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由学生模拟立法团队,在调研、听证的基础上,起草校园学生手机使用管理规定,改变学校单方面下达禁令的管理模式。学校各年级各班同步从修订班规入手,规则充分吸纳学生、教师、家长多方意见,厘清不同场景下手机携带、存放、使用的边界。此举有效增强学生自主管理能力,提升各方对制度的认同感,减少学生私藏手机、家长私下默许的对抗心态,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培育规则意识的校园实践载体。(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转载自《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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