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破解青铜器纹饰密码 扫码阅读手机版

辛德勇

1959年出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出版《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制造汉武帝》《铸造天帝》等著作。

《铸造天帝》封面

10月5日，历史学者辛德勇来到天津，参加“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并作了以“梦”为主题的文学讲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聊起自己的新书，由北京“鼎之文化”策划、现代出版社出版的《铸造天帝》。对于青铜器纹饰，他默默关注了二十余年，读书、查图录、做笔记，只是一直未曾动笔。直到2021年4月，他到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参观，终于找到关键证据，激发了灵感，于是诞生了这本书。

研究青铜器的纹饰

　　只为找出历史真相

历史学者研究青铜器纹饰，似乎多少有些跨界，而辛德勇却不这么认为：“早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下设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专业。多年后，考古学专业才分出来单独建系。历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的方法、使用的手段、关注的重点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为了探求历史的真相。”

辛德勇最初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关联更紧密。“在中国的考古学中，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直是重中之重。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主要在这个阶段，再加上清晰的文字史料很少，考古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辛德勇进一步解释说，“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梳理文化区系，也就是现在大众熟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些概念。它们除了代表一个时期，更体现了一个地域文化单元。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中心区域，向外扩散，和周边的其他文化碰撞、融合。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历史地理的问题。”正是出于这种学科内在的关联，辛德勇长期保持着对考古学的关注，商周青铜器自然进入了他的视野。

商周青铜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自北宋以来，诸多学者便对其展开了系统的著录与研究。清朝末年，大量青铜器流散海外，藏于许多著名博物馆内。当代学者对金文的研究不断深入，也专门从形态、花纹的演变去研究青铜器，器型谱系逐步建立。

辛德勇在《铸造天帝》的自序中提及，自己对商周青铜器并没有精深研究，只是数十年来始终怀着求知的渴望，用广博的阅读来填补自己知识的空白。

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到近现代以来，容庚、陈梦家、张光直、马承源等青铜器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留下的相关著作和文章，该读的辛德勇几乎都读了。他看得最多的，是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这类图文并茂的学术专著价格不菲，买得起的我就买，买不起的就借，尽量至少浏览一遍。”

2004年，辛德勇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系里安排他给本科生讲“文史研究基本知识”。设计课程时他认为，天文历法应是其中重要内容，自己在读硕士时有所涉猎，于是借此机会边学边讲。他说：“在授课过程中我逐渐有了一个判断，古人夜观天象，看斗转星移，发现整个星空都在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轴旋转，我将其称为‘天极’。在我看来，殷墟卜辞中反复出现的‘帝’字，正是因天极崇拜而产生的信仰。”

研究商周青铜器无法绕开殷墟卜辞，它是商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文字，是商代人留下的第一手文字史料。“郭沫若、陈梦家在文章中也指出过，殷墟卜辞中的‘帝’正是华夏先民崇拜的对象，但具体是什么形象，他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辛德勇认为，华夏先民使用野猪象征天极，青铜器纹饰中最著名的“饕餮纹”描绘的正是野猪，“这是我的推测，因为没有扎实的考古证据，所以一直没落笔。我需要一个实证，作为这一推测的支点。”

　研究古代天文历法

　　发现新的观察角度

证据的到来纯属偶然。2021年4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老领导邀辛德勇赴河南省郑州市，参加一场关于黄河文明的主题讲演。结束后，主办方带大家去双槐树遗址参观。辛德勇对此颇感兴趣，因为这处遗址出土过一组被刻意摆放成北斗九星形态的陶罐，恰好与古代天文历法相关。

在现场，辛德勇惊讶地发现，正对这组陶罐北斗斗魁的位置，有一具猪的骨骸。“当时我甚至听到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他回忆说。《史记?天官书》记载“斗为帝车”，古人把北斗视作天帝出行乘坐的车驾，斗魁便是车厢，车厢位置的猪骨，不就是代表了乘车的天帝吗！这恰好印证了他多年的猜想，令他激动不已。

2025年春天，辛德勇再次来到双槐树遗址，经由郑州大学同行牵线，见到了当年亲身参与发掘工作的老技工。他说：“考古讲究地层关系，只有两件遗存处于同一地层，才能证明它们是古人有意布置的组合，而非后世偶然叠压在一起的。那位老技工向我确认了陶罐和猪骨确属同一地层，还告诉我：陶罐上面有厚实的夯土层，土层上建有房屋。这显然带有强烈的象征寓意，绝非随意堆积。”

饕餮纹究竟代表什么呢？这个话题已被讨论了上千年。殷墟卜辞中只留下了“帝”祭祀的记录，却没有对其样貌进行描述，那么就只能到同时代的图像遗存——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去寻找，辛德勇认为，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帝”的形象理应在上面。

双槐树遗址的猪骨给了辛德勇一个新的支点。他说：“考古学家俞伟超曾把各类已辨识的神、兽形象排除后，认为占据商周青铜器核心位置的饕餮纹，极有可能就是代表殷人信仰的神。而饕餮纹这个说法，主要源于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其时代距商周七八百年，本质上是后人的推测，不能算作商周时代纹饰的原生定名。”

辛德勇锁定了纹样中一个醒目的特征：它有一对向外翻翘的獠牙，而野猪的獠牙同样也是裸露在外，辨识度很高。他翻阅历代金石图录，发现很多被归为饕餮纹的铜器纹样，无论造型如何变化，大多保留着这对“獠牙”。结合双槐树遗址考古，辛德勇推论出：饕餮纹的原型就是野猪。

除了饕餮纹，《铸造天帝》中还对几种青铜器纹饰做了有趣的解读。这些研究都是由同一件青铜器引出的，即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藏商代晚期青铜器珍品“虎食人卣”。

“所谓‘虎食人卣’，通俗地说就是‘老虎吃人’。我对这件青铜器的印象一直是那个坐在老虎口中的小人儿神态十分安详，并不像要被吃掉的样子。但后来我得到一本泉屋博古馆的藏品图册，随手翻看，发现这只老虎的头顶竟然还铸有一只鹿。它的出现让我兴奋起来。”辛德勇说。

鹿这个意象，让辛德勇想到位于河南省濮阳市的西水坡遗址曾出土用蚌壳摆出的龙、虎、鸟、鹿四个动物形象。按古代天文历法，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黄鹿，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时。那么，“虎食人卣”上面有虎、有鹿，有龙纹，几乎可以确定其代表了天文历法的形象，但是，鸟在哪里呢？

在寻找这只鸟的过程中，一段段史料和一件件文物在辛德勇的大脑中不断汇聚、重新解读，最终得出一张完整的拼图：青铜器上常被忽略的构件扉棱，正是鸟纹的变体。殷墟卜辞中有“帝史凤”的记载，殷商人认为凤鸟是天帝的使者，和天帝一同出现在礼器上，并不奇怪。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兵辟太岁”铜戈上，那个一手执鸟、一手握龙的人像，正是古代天文历法虚拟出的“太岁”。许多青铜兵器上都有太岁纹样，也有与扉棱相似的图案，甚至更真实的鸟纹。因为殷人相信，凤鸟能趋吉避凶，将其铸在兵器上可以帮战士驱避灾厄。

回头再看“虎食人卣”的脊背上，同样有着类似扉棱的纹饰——那只鸟被找到了。铜器上虎口中小人儿神态安详的疑虑也迎刃而解——它并不是描绘老虎吃人的画面，而是一幅“太岁巡天图”。

听辛德勇讲述青铜器纹饰的研究过程，就像在听一部侦探小说。他也承认自己确实喜欢读这类小说，“阿瑟·柯南·道尔写小说讲究直接证据，我觉得太直白，没意思；不像阿加莎·克里斯蒂，通过逻辑分析，把零散的间接证据连起来。我做研究也是如此。种种文献和文物一直摆在那儿，各自孤立，我学了古代天文历法，拥有了新的观察角度，所以才能把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线索连缀到一起。”

　感谢恩师悉心传授

　　继续探寻历史谜题

辛德勇的文章引经据典，展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底，对此他解释说：“这不过是笨功夫。一部分来自我好奇的天性，另一部分则要感谢我的恩师黄永年。”

上中学时，辛德勇不喜欢代数，但对几何情有独钟。“几何的答案就写在教科书后面，它考的不是这道题你做得对或不对，而是做题的过程。我解完题目后，喜欢再思考第二种、第三种解法。”念大学时，他又迷上了高等数学，“我觉得高等数学不是计算而是推理，这种逻辑训练让我受益良多。”

但真正塑造他治学方法的，是他在陕西师范大学读研时的导师黄永年先生。黄永年是公认的古文献学一代宗师，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喜爱神魔小说，更是《西游记》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辛德勇清楚地记得，师生二人第一次见面，黄先生问他读过什么小说，他答《红楼梦》。黄老师笑道，没出息！男孩子看什么《红楼梦》。辛德勇从小就不爱看神魔小说，但这并不妨碍师生间的感情，他与黄先生非常投脾气，亲热得像一家人。

黄永年教会辛德勇的第一种学习方法，是“广见闻”。那时辛德勇读书恨不能找到“天下孤本”，觉得只有别人看不到的书里才藏着真正的学问。黄先生告诫他要好好读正史，“冷门书可以读，但‘广见闻’是为了开阔视野，让人看问题更全面。真正的根基还得是正经正史，传统典籍传递的是古人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学者必须打牢的地基。”

黄永年还给他讲过，不能直接以后人的记载作为史实的依据。比如研究西汉，不能拿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史料，因为那不是一手材料，里面掺杂了司马光个人的判断，必须找到更早的文献去核对。

过去做研究时，辛德勇习惯抄写资料卡片；如今则在电脑里分门别类建立文档，读到重要的史料，或有偶然迸发的想法，都会逐一记录下来。当他不经意间翻看某个话题的资料，常会惊喜地发现，相关的思路、材料已积累了许多，只需稍作梳理、补充，一篇完整的论述便水到渠成。《铸造天帝》正是他经过多年思考、存储后的成果。他说，这本书并不是终点，只是一次阶段性的答卷，未来他还会继续探寻，解开更多上古历史留给今人的谜题。

辛德勇访谈

　　推动历史学回归社会

　　让更多人能读懂学术

记者：您的个人公众号除了学术探讨，也会分享一些生活化的内容，有人觉得这很亲切，也有人给您贴上“网红教授”的标签，您怎么看？

辛德勇：传统专业期刊真正触及的读者面很窄，而开通公众号能够面对更多受众。起初我只是偶然尝试，后来发现，新媒体平台与读者的沟通更及时、更便捷。比如，一些我长期关注的领域有了重大考古发现，我就可以通过网络第一时间发表个人观点。当然，作为学者，我有底线：我公开发表的每一个学术观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复杂论证的，不会不负责任地随意发言。

至于“网红教授”这类说法，我并不介意。人文研究是有门槛的，需要系统的学术训练。网上有些言论并不是严谨的学术探讨，只是为了个人的存在感而随意发表观点，没有实质的讨论价值。

记者：您说过“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从来没有神”，这句话是不是对应着您的观点——不要盲目崇拜名人？

辛德勇：是的，对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自己。学术是由一代代学者艰难向前推进的，一个人一生若能提出若干重要见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前辈学者也存在局限性，就算他们的观点出现错误，也不代表要全盘否定这个人。怎么做到不盲目崇拜？就是即使面对令人尊敬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也要先通过正确的方法，进行自己的思考和验证。尊重前辈和在学术上提出不同意见二者并不矛盾。如果发现了错误，就应该去分析前辈学者在研究方法、材料使用上存在的不足，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包括我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一样，比如我上一本书《天历探原》，目前看有个别小小的错误，对此我不会回避。

记者：您的书专注于学术研究，但读起来并不晦涩，能吸引许多非专业读者。这种写作方式是如何练成的？

辛德勇：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学术写作有自己的一套体例要求，这的确会影响学者的文风。我并不是专门向学术期刊投稿，所以写作上就少了这一层束缚。另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教书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讲课要口语化、讲明白道理，长期下来就改变了我的文字表达习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2016年《海昏侯刘贺》出版后，我意识到，尽管书中涉及的是较为晦涩的历史学问题，但只要文风稍显轻松，便能吸引圈外读者。我开始思考，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由此提出了“让历史学回归社会”的观点。学术研究不应只是小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有条件的话，应当让更多人读懂，并愿意来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当然，这对研究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写专业论文时，我们只管专注自己的研究部分就行了，无需对领域内已形成共识的基础概念与前置背景做过多赘述；但要是写给普通读者看，就得把前因后果讲明白，把必要的背景知识交代清楚。（记者 田莹 图片由辛德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