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考古的百年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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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厚土中的文明探源路

——运城考古的百年回望

记者 杨颖琦 王捷 薛丽娟

1926年,中国人自主考古第一铲落在夏县西阴村,由此拉开运城百年现代考古的大幕。

光阴流转,百年间,一代代考古人在河东大地手铲轻落、接续求索,以一次次惊人的考古成果,刷新着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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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500万年前的世纪曙猿化石,到243万年前的第一缕圣火,从6000年前的半枚蚕茧,再到盐湖岸畔的仰韶盐业遗址群……众多珍贵考古发现,不断印证了运城是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厚重历史,书写了中国考古学发展进程中熠熠生辉的运城篇章。

2026年,西阴遗址发掘百年之际,让我们循着考古人的足迹,回望运城考古的百年来时路。

肇始西阴

划开中国考古新纪元

“运城作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考古发现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文博研究馆员李百勤这样概括运城考古的独特性。

西阴遗址航拍图 (资料图)

时间回到1926年。李济、袁复礼踏访晋南,在夏县西阴村灰土岭开启发掘,这是中国人独立主持的首次现代科学考古发掘,打破了外国学者主导中国考古的格局,建立起早期田野考古工作规范。

遗址出土数万片陶片、石器、骨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便是半枚经人工切割的碳化蚕茧,为探寻中华桑蚕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物证。西阴村至此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起点。

受李济西阴考古成果启发,万荣籍清华学生卫聚贤以相似的仰韶陶片为线索,1931年,在家乡荆村“瓦渣斜”等地展开考古调查——彼时百姓不知陶片,只称“瓦渣”。荆村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就这样被刻进历史中。

在这里,他仿照李济的方法进行发掘,发现一只完整的陶埙、大量彩陶盆碎片,以及罐内贮存的碳化粟粒,为北方旱地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明。

接续求索

解锁丰厚的文化遗存

西阴发掘之后,考古工作者持续深耕运城盆地,大量仰韶、龙山、夏商时期遗存相继被发现,一步步夯实河东古史研究根基。

黄河古栈道

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运城考古工作者在对淹没区(平陆、芮城一带)的调查中发现了芮城匼河、西侯度等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以及西王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西王村遗址属仰韶时期,地处晋陕豫交界处,西有半坡遗址,东有庙底沟文化遗存,不同地域文化在此发生碰撞,见证史前晋陕豫区域的文化交融。

20世纪60年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在运城主动开展田野调查,在汾河流域发现新绛光村遗址,在涑水河流域发掘永济石庄遗址,在闻喜发现回坑遗址和姚村遗址,均是仰韶文化时期珍贵遗存。

夏县埝掌镇的东下冯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大规模挖掘。该遗址是研究晋南夏商文化核心遗址,为探究早期夏文化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更确立了“东下冯类型”,使古籍里尧、舜、禹的古史传说,与地下出土的实物得到了相互印证。

配合基建

开展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后,运城考古发掘以配合基础建设为主。配合运城至三门峡高速公路建设,永济赵杏墓地——春秋时期士大夫家族墓地群被揭开。其含有大中型墓葬与车马坑,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状况与礼制。

1994年至2000年,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发掘(运城段),完成垣曲商城(早商城址)、东关新石器遗址、古城遗址群等抢救发掘,获取史前、夏商、汉至宋代遗存资料。1995年5月,考古人员在垣曲寨里村发现距今约4500万年的世纪曙猿化石,将人类发展史向前推进约1000万年,推翻了人类起源非洲的论断。

1997年至2002年,历时5年实地勘测的黄河古栈道调查,是另一项重要工作。调查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古黄河栈道遗迹45处;清理壁孔、牛鼻孔、转筒工程遗迹,发现汉魏至唐宋石刻题记、题铭40余处。该成果系统揭示晋南黄河峡谷古代漕运体系,填补了黄河中下游水陆交通史、航运工程考古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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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武十一年,黄河两岸开凿栈道、始行漕运。汉唐时,它是东西交通干道,宋代承担了民间商业运输,一直到近代陇海铁路修通后,漕运才停止,最后一只船1979年停运。”曾参与过黄河古栈道调研的李百勤,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用5年时间走访调研了运城境内的所有黄河峡谷,让这段历史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

2019年,垣曲因自来水改造施工发现的东峰山金代墓葬,揭示了金代社会的生活状况。同年年底,为配合当地经济建设,垣曲县西窑东周贵族墓被发现并被抢救性发掘。这一发现为研究晋国、东山皋落氏的历史、文化及政治格局演变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矿冶溯源

叩问夏商青铜冶炼密码

依托中条山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运城考古找到了解开早期夏商青铜文明溯源的关键线索。

2018年,在打击文物犯罪的过程中,运城考古发现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极为重要。而在1982年以前,运城地区已知的商代文化遗存只有3处,至今已发现33处。

闻喜千金耙矿冶遗址的发现,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开采铜矿遗址。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刚到运城中条山调查采矿历史时,在路边发现一堆石头,其中有一件类似采矿用的石锤。询问老乡后得知,石头来自附近矿口清理出的废渣。他到千金耙调查,发现陶片和石器等珍贵文物,并于2013年、2014年对此地进行了发掘。

有采矿就有冶炼。2018年至202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发掘的绛县西吴壁遗址,发现灰坑、炼炉渣等遗物,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重要空白,是中原地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

文脉实证

考古学文化序列基本完成

运城在旧石器时代

早、中、晚期都有遗存:

芮城西侯度遗址距今约243万年,芮城匼河遗址距今约60万年,垣曲南海峪遗址距今约30万年,垣曲历山大岙遗址距今约4.3万年至1.3万年。

距今约4700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芮城坡头遗址和清凉寺史前墓地发掘出大量玉礼器,专家推测彼时南方凌家滩文化的玉器可能传到中原,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与礼制起源。4500年前,运城普遍出现龙山文化,对应历史上的尧舜禹时代,遗址密集说明人口明显增加,礼器仍以玉器为主,也反映出贫富分化和贵族、政权的存在。

“文明史的开始有4项定义,一是国家的形成、政权的建立,二是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三是文字的出现,四是礼仪制度的出现。这个过程是逐步完成的。所以,运城这片土地,整体而言我们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基本完成。”李百勤说。

运城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厚重,不只存在于文献和口耳相传中,更被一次次考古发掘所证实。

赓续薪火

书写文明探源的运城新篇

运城的百年考古,也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从原始拓荒走向智慧探源的生动缩影。百年前,初代考古人条件艰苦、器械简陋,全凭手工清理、人力筛选、骡马转运,开展发掘工作。

如今,考古迈入数字化时代,科技当“眼睛”架“桥梁”。无人机航拍、遥感探测、三维建模、地下考古方舱等新手段广泛应用,让田野发掘更精准、文物保护更科学、文明阐释更立体。

一路走来,变的是技术手段与发掘方式,不变的是考古人探源文明的赤诚热爱与家国担当。

与此同时,考古工作也走出深山野地,通过公众考古、沉浸式展陈、研学传播等形式,提高大众参与度,尤其拉近了年轻群体与考古事业、历史文脉的距离。

近年来,运城考古始终兼顾抢救发掘、遗址保护、学术研究与文脉传播,在配合基础设施建设、遗址保护利用、文明溯源阐释中不断取得突破,全市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百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今年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的主题是“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无疑,深埋于河东大地的文明密码,还将在持续发掘与研究中,向世人讲述更加悠远动人的运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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