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闽学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朱子。永春是朱熹的过化之地,朱熹与永春有很深的情缘。朱熹的恩师蔡兹,挚友陈知柔,同年进士陈光、苏升等都是永春人,其理学弟子中也有不少是永春人。朱熹数次到永春拜师访友,讲学论道。
强大的“永春朋友圈”
“永地流寓,首推紫阳夫子。”这是清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凡例里的话,意思是说追溯历史上游历永春的文化名贤,第一个就应该讲到朱熹。
朱熹与永春的深厚渊源,始于一群志同道合、亦师亦友的永春士人。他们或为拔擢之恩师,或为论道之挚友,或为同榜之同年,或为朝堂之盟友,构成了朱熹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朋友圈”。这群永春师友既是朱子思想交流的伙伴,也是人生路上彼此扶持的知己,为朱子理学体系的形成、完善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助力。
留正(1129—1206),永春县桃城镇留安社区人。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历任南恩州阳江县尉、绍兴知府、隆兴知府、敷文阁学士、左丞相,封鲁国公、魏国公,卒赠太师。留正与朱熹是志同道合的政友与学友,二人在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上高度契合,互动紧密且相互支持。两人均主张抗金、反对议和,且都重视儒家伦理与地方教化。在学术上,二人虽侧重不同,留正重经世致用,朱熹重理论建构,但都尊崇儒家正统,常就时政与学问交流见解。留正多次肯定朱熹的才德,曾举荐朱熹入朝任职,支持其推行的书院教育与社会教化工作。
黄瑀(1106—1168),字德藻,福州长乐人,南宋绍兴八年(1138)进士,“绍兴中知永春”。朱熹担任同安县主簿时,就听说了黄瑀的贤名。黄瑀为人清廉刚强、品行正直,能洞察细微之事。朱熹曾因公事途经永春,听到路边百姓交口称赞黄瑀,他颁布的政令,主旨都是推崇礼义、淳厚民风、惩治奸吏、体恤百姓疾苦,言辞浅显恳切,恩惠遍及远近偏僻之地。朱熹到永春县衙登门拜访,见黄瑀端坐厅堂,批阅县学学子的课业,庭院里安静无声。朱熹向黄瑀请教理政心得,黄瑀毫不轻视晚辈,详尽述说。黄瑀向朱熹分享了居官理政的经验,对朱熹后续从政的治政风格影响深远。黄瑀的第三子黄榦,拜师朱熹门下,因求学恳切、品性出众深得朱熹赏识。朱熹不仅悉心教导黄榦,还将次女朱兑许配给他。黄瑀辞世后,朱熹为他撰写了《朝散郎黄公墓志铭》。
蔡兹,永春县达埔镇人,年轻时就以博学而颇有声望,有不少人追随他游学。他以明经考取举人,后又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考中进士,其同榜进士有陈知柔。蔡兹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事迹,就是他慧眼识英才,选拔了朱熹。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秋,建州(治今南平建瓯)举行“乡贡”考试,担任考官的蔡兹从一大堆试卷中,终于见到令他十分满意的卷子。考试结束后,他对人说:“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论都要为朝廷措办大事,此人他日必非寻常。”考榜揭晓,蔡兹所说的这个后生就是朱熹,朱熹从十四岁时到建州求学,所以也在建州参加乡贡考试。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考取进士。蔡兹后任南恩州知州。清乾隆年间受聘纂修《永春州志》的黄任在《桃源道中杂咏》一诗中说:“命代文章信有灵,他年措置在明廷。建州锁院三条烛,半夜传衣与考亭。”所咏的就是蔡兹拔擢朱熹的故事。
陈知柔(?—1184),字体仁,号休斋居士,永春蓬壶人。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中进士第四名,历任台州判官、建州、漳州教授,循州、贺州知州等。陈知柔与朱熹是志同道合的忘年交,亦是学术上相互切磋的挚友,两人情谊深厚,交往留下诸多文坛佳话。陈知柔比朱熹年长,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来永春拜访陈知柔,二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此后朱熹常赴永春,和陈知柔在环翠亭、怀古堂、岩峰书院等地讲学论道,吸引众多士子前来听课。两人曾多次结伴畅游永春及周边名胜,同游蓬壶陈岩山、白水漈等景点,还联赋诗句相互唱和。朱熹在《祭陈休斋文》中回忆说:“熹少日游宦,获从公游于泉、漳之间。蒙公爱予,诱掖良厚。”周凤翔在《永春人物风土记》中说,陈知柔“遍览名山自乐,日与朱子共相追随,昼则联车,夜则对榻,论述诸经”。南宋淳熙十年(1183),朱熹再度到访,二人又同游莲花峰、九日山等多地,临别时陈知柔还在洛阳桥畔置酒饯行。二人临别时曾约定,由陈知柔将自己的经学文稿寄给朱熹考订。可次年陈知柔便病逝,文稿也未能寄出。朱熹闻讯后悲痛不已,撰写《祭陈休斋文》抒发惋惜之情,足见二人情谊之深。
陈光、苏升,都是永春人,与朱熹是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同榜进士,也是情谊深厚的挚友。陈光曾任封州佥判、新州知州,苏升曾任琼州知州。明嘉靖五年《永春县志》记载,陈光治学极为严谨,手抄六经讲解,一字有误便毁版重抄,其诚敬治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深受朱熹赞赏,他也是永春士人治学修身的典范。朱熹曾专程到永春一都岱山岩拜访弃官隐居于此的陈光,吟诗唱和,还在岩后的文昌阁下榻批注四书。
黄伟,字维之,以字行,更字叔张,永春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历任太学录、国子监簿、大理丞、知邵武军、江西提学。清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载其“尝与朱子讲学,喜接引后进”。
朱熹的理学弟子或再传弟子也有不少永春人。清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载,陈易“受业于朱子,朱子尝称易及陈淳为学颇得蹊径”(陈淳是漳州人,朱熹弟子)。卓琮“受业北溪陈淳”。黄以翼“受业陈淳、蔡和之门”。
朱熹的永春师友和弟子,共同构成了永春理学群体。他们与朱熹相互交流、彼此成就,既推动了朱子理学在闽南地区的传播,也让永春成为南宋时期闽南理学传播的重要枢纽与文化高地。
朱子足迹成文化地标
朱熹一生多次到访永春,足迹遍布桃城、蓬壶、达埔、一都、吾峰、湖洋等诸多乡镇。他讲学论道、题字赋诗、赏景抒怀、交游论学,为永春留下代代相传的文化地标。

1941年《永春鹏翔郑氏族谱》插图里的环翠亭
环翠亭,位于桃城镇环翠社区环翠山上,是朱熹与陈知柔讲学论道的重要场所,吸引四方士子前来聆听,一时儒风鼎盛、弦歌不绝。陈知柔有一首《环翠亭》诗(收录于清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当年把臂入龙山,犹记相逢醉梦间。君似孤云了无碍,我如倦翼早知还。茅檐负日真成算,竹榻论诗整破颜。欲问太平真气象,夜来风月到松关。”从诗意推测,这首诗很可能就是南宋淳熙十年(1183)朱熹与陈知柔重游环翠亭时所作。此诗追忆二人畅游此地、把酒言欢、论诗谈道的美好时光,也成为这段文坛佳话的珍贵见证。不少老永春人习惯称环翠亭为“朱熹亭”。清同治三年(1864),永春知州翁学本在环翠亭旧址倡建鹏山书院,延续朱子讲学文脉。
玳瑁山,也称大帽山,位于永春县城东北。清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说:“大帽山,丰容秀丽,州人名为‘献天金’。”清乾隆年间周凤翔《永春人物风土记》提到“考亭朱子至此,见大帽丰正,谓兹山于闽绝少”,意思是朱熹看到玳瑁山(大帽山)圆润丰正,称赞在福建很少能见到这么漂亮的山,这是他对永春山水灵秀的由衷偏爱与赞叹。州志还收录举人王光华《望玳瑁山》诗,其中有句:“卓为闽山冠,品题爱崎崟。紫阳去已久,白云留至今。”说的也是朱熹称赞此山之事。
怀古堂,位于蓬壶镇美中村,是陈知柔的别业,也是朱熹到访永春时论学、休憩之地。朱熹曾为怀古堂题诗:“平昔陈编里,心期本自幽。那堪旧泉石,更作此追游。好句看犹在,遗忠怆已休。亦如今日意,不作大江流。”诗中追忆与陈知柔的深厚交往、治学初心与家国情怀。
岩峰书院,位于达埔镇岩峰村。创办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朱熹和陈知柔曾在此讲学。岩峰书院与岩峰寺共墙并联,当地人合称为“岩峰院”,其前面的角落“院前”因此得名。清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载:“岩峰院:在九都卓口村,陈知柔读书处,里人张石书有记。”
岱山岩,坐落于一都镇仙友村岱山半山腰。民国时期的《永春县志》记载:“岱山,在极西界上,一、三都诸山之祖也。上有铁峰岩,下有珠树阁。旁有西居堂,宋陈光读书其间,故又名文章山。”陈光隐居于此读书治学、潜心著述,故岱山又称“文章山”,寓意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朱熹专程到访此地,寻访挚友陈光,二人于岩中吟诗唱和、探讨学问。陈光有《和朱晦翁作》一律,云:“去年渭北望卿频,今日深山屐齿新。珠树香沾千涧雨,莲峰翠滴四时春。渔郎有意休相问,樵子无心可与亲。石榻盘旋忘岁月,瓶罍羞罄故人贫。”
朱熹遍历永春山水,留下诸多题刻与诗联,为永春山水增光。在蓬壶,观赏白水漈瀑布时,他写下“千寻瀑布如飞练,一簇人烟似画图”,描绘山水灵秀与烟火诗意;游历仙洞山时,赞叹“蓬山皆美而洞峰尤胜,巉石擎天,茂林匝地,登高俯视众山小,必有贤豪出人群,所谓地灵人杰,其在斯地乎”,尽显对永春地脉丰正、人文荟萃的美好期许。相传朱熹与陈知柔游历蓬壶镇南幢村,该村因背后山如金钟,曾得名“蓝幢”。朱熹说:“南方主化育,此处山似金钟,可称‘南金’;然此地山岚如幢,学风如炬,不如取‘南幢’二字,既含山水之形,亦蕴文风之盛。”“蓝幢”由此易名为“南幢”。
据民国时期的《永春县志》载:“达里岩,一名青牛庵。在大吕山。上有朱子题石。”“又大吕山有达里名山石刻,相传亦朱子题。”在达埔大吕山达理岩,朱熹束茅作笔、即兴题写“达里名山”四字。七星桥位于达埔镇洪步村,是陈知柔所建。朱熹游历此桥时,对洪步地理赞赏有加,誉为七星坠地之形,七星桥由此得名。相传朱熹游历至湖洋镇仙溪岩屏山,见其巍峨高耸而秀气聚瑞,不禁感叹:“真乃溪山第一!”当地士绅遂请朱熹题字“溪山第一”。朱熹见有巨石坐东面西,四周林木蓊郁,微风来时,宛似仙境,遂题“仙苑”二字,署名“晦翁”。
此外,朱熹还为蓬壶镇高丽林氏祖祠魁题堂题写“居敬”匾额。“居敬”是朱子理学重要的修身准则、治学根本与处世之道,强调内心诚敬、修身立德、敬畏天理、涵养心性,此匾至今高悬堂中,熠熠生辉。
“杜鹃夜悟”发生在吾峰镇
在朱熹漫长的学术生涯与思想演进历程中,“杜鹃夜悟”是至关重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转折点。而这场思想顿悟,便发生在永春吾峰镇大剧铺。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朱熹同安主簿任满,暂离仕途,途经永春,夜宿大剧铺。当时朱熹年仅26岁,风华正茂,却正处于深刻的思想徘徊期。早年的朱熹沉迷佛老、出入释道,深受禅宗思想影响,追求出世超脱、心灵澄澈,向往禅家“一超直悟”的通透境界;然而,南宋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民生疾苦、世风日下的现实,又不断促使他反思佛老思想与儒家精神、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的深刻冲突。
大剧铺地处永德古道要冲,是宋代以来永春通往德化、尤溪、武夷山的重要交通驿站与商旅集镇。荒山孤驿,寒风萧瑟,朱熹孤灯一盏、寒衾一枕,苦读《孟子》,细致体味程颢“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的经典解说。寒夜漫漫,杜鹃啼鸣,终让他豁然开朗: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虽千差万别、形态各异、品类繁多、精粗巨细、纷繁复杂,却共贯、同具、统摄于一个终极之理,这便是朱子理学核心要义之一的“理一分殊”。朱熹写下《宿大剧铺》诗,深情定格这一觉醒时刻:“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如何独宿荒山夜,更拥寒衾听子规。”诗中“子规”即杜鹃,那一声凄清悠远、叩人心扉的啼鸣,成为朱熹学术初心觉醒、思想转向、回归儒学、确立理学方向的永恒象征,也成为永春文化史上最为动人的文化佳话与精神印记。

清乾隆五十一年,永春知州郑一崧书刻的朱熹诗碑。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永春知州郑一崧循着先贤足迹,专程来到大剧铺,亲手书写朱熹《宿大剧铺》全诗并勒石立碑,额题篆体“先贤遗迹”四个大字,诗文笔力遒劲,前题“朱子宿大剧铺旧题”,落款“乾隆五十一年岁次丙午庚伏”“桃源牧郑一崧敬书勒石”。
书院赓续朱子文脉
朱熹与永春渊源深远,其理学思想深刻滋养本地文脉,催生并兴盛了永春绵延千年、弦歌不息的书院文化。历代书院承袭朱子讲学要义,秉持理学育人理念,传儒风、育英才、淳民风,让朱子文化深深融入永春地域血脉,代代赓续、历久弥新。
永春书院文化始于宋代,岩峰书院、怀古堂、环翠亭讲学点相继兴起,成为朱熹驻足讲学、传播理学、传道授业的重要阵地。及至明清,永春书院发展步入鼎盛时期,文公书院、梅峰书院、鹏山书院、正音书院等次第兴建,规制齐整、声名远播;民间乡贤与世家大族亦踊跃兴学,私家书院遍布城乡,各具人文底蕴。无论官办私设,永春诸书院皆以传承朱子理学为核心,培育大批知礼明义、心怀家国的贤才,极大推动了永春文风兴盛与社会向善发展。
明嘉靖四年(1525),永春知县柴镳感念朱子过化之功,在留安倡建文公书院,经始于同年腊闰(闰十二月),落成于嘉靖五年(1526)季春。文公书院中为正堂,祀朱子(即朱熹);后为讲堂;两翼建楼二,左为“识风”,右为“同月”。柴镳还请陈琛撰写《永春新建文公书院记》。

清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中的梅峰书院图
梅峰书院为清代永春直隶州最高学府,亦是如今永春一中的前身,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建于梅峰山麓,清幽雅致、文风浓厚。书院“前有讲堂,中祀朱子,后摛藻楼,号舍数重”。办学百余年间英才荟萃,培育众多进士、举人与士林才俊。清末顺应教育革新大势,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开启永春近代教育先河。近年来梅峰书院复建,让千年朱子文脉与崇文兴教传统再度焕发生机。
除知名官办书院外,永春民间书院亦是文脉传承的重要力量。侯龙书院、碧溪书院、八斗书院等私家书院多择清幽之地而建,依托宗祠宅院而立,规模小巧,由地方名儒乡贤主讲经典、阐释义理、传授治学修身之道。这类乡土书院让朱子文化走出学府、深入乡野,浸润寻常百姓家风。 (林联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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