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上黄花岁岁开——大明湖畔古代文人笔下的重阳节

大明湖菊花

古人以九为阳数，农历九月初九，两九相重，故曰“重阳”。日月并阳，是难得的吉日;又因“九九”谐音“久久”，这一天渐渐成了祈寿登高之节。登高、赏菊、饮菊花酒、佩茱萸，这些古老的节俗，到了济南文人笔下，又多了几分湖山之间的清旷与深情。

重阳节的济南，最宜登临。城南千佛山如屏障横陈，城北大明湖则烟波荡漾。重阳登高，登顶便可望湖，下山即可泛舟。宋人曾巩知齐州，在大明湖上留下“芙蓉花开秋水冷，水面无风见花影”的诗句。湖山先得天地之秀，登临者自然容易触景生情。大明湖畔文人笔下的重阳，便是从这一片湖光山色里生长出来的。

宋代：佳节又重阳

济南文人笔下的重阳，绕不开李清照和辛弃疾。

李清照(1084年—1155年)，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后世把她与济南历城人字幼安的辛弃疾(1140年—1207年)合称“济南二安”。相传李清照那首最著名的重阳词《醉花阴》，写于丈夫赵明诚外出做官的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全词未着一个“愁”字，愁意却无处不在。

“瑞脑销金兽”，香炉里的瑞脑香一寸寸燃成灰烬，漫漫长昼熬得人坐立难安;夜里的纱帐初凉，“凉”字先落在肌肤上，再渗透到心底。到了黄昏，她“东篱把酒”，衣袖间盈满菊花的暗香。结句更是神来之笔：秋风卷帘而入，帘内思妇比帘外的菊花更添几分清瘦。以花拟人，而菊花恰是重阳的节花，人与节令在此合成一体，浑然天成。李清照的重阳，是一个人的重阳，是节令愈热闹、相思愈深的重阳。

与李清照的深婉不同，辛弃疾笔下的重阳，多了一份苍凉中的旷达。辛弃疾少年时曾聚众抗金，南渡之后却以恢复统一大志困顿半生，晚年退居江西铅山一带。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重阳，他参加了一场宴席，席上写下《念奴娇·重九席上》一词，此时他已是六十一岁暮年：龙山何处，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莫倚忘怀，西风也曾，点检樽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

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爱说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劳声切。试把空杯，翁还肯道，何必杯中物。临风一笑，请翁同醉今夕。

这首词在于“酒席上的对话”。上阕由眼前的重阳宴，遥想东晋桓温、孟嘉的龙山盛会。那是重阳登高的著名典故，孟嘉帽落而不觉，被人作文嘲讽，反而赢得千古美谈。下阕词人请到另一位古人陶渊明：你爱说琴中得趣，弦上有声无声都无所谓;那么我把空杯举到你面前，你还肯不肯说“得酒之趣就好，何必杯中真有酒”?末句“临风一笑，请翁同醉今夕”，似谐似庄。一个北伐壮志难酬的老人，在重阳宴席上举起空杯，与陶渊明隔代对饮，其实那杯中并没有酒，装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辛弃疾以集英殿修撰身份再次到福州任职，出任福建安抚使、知福州事，这一年他共在福州写下20多首词作，重阳节前于福州万象亭饮酒，又写下一首《西江月·三山作》，酒后他还前往九仙阁游览，据史料考证，宋代的万象亭位于当时福州府治燕堂之北，今鼓楼附近，现存于福州于山的万象亭是后人为纪念辛弃疾重新修建的。

贪数明朝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有得许多愁，惟有黄花如旧。

万象亭中殢酒，九仙阁上扶头。城鸦唤我醉归休，细雨斜风时候。

通篇似醉语，“人生有得许多愁，惟有黄花如旧”却是清醒至极的一声浩叹：人事翻覆，只有菊花还像故乡篱下那样年年开着。黄花如旧，山河已非，短短十三个字，装着一个历城游子毕生的遗憾。那遗憾是什么?词人不肯说破，但每个读者的心里都清楚：北望乡关，是他一生说不出口的痛。

李清照与辛弃疾，一个写菊之“瘦”，一个写菊之“旧”;一个婉约，一个豪放。大明湖畔的重阳因他们而有了剑气与柔情。

明代：山头对酌夕阳斜

到了明代，重阳登高在济南文人中已成风雅的定制。在明代的“前七子”和“后七子”文学流派中，济南诗人占有重要一席：来自济南历城的边贡是“前七子”的核心成员，创作了大量质朴清新的近体诗;同出于济南历城的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领袖人物，与谢榛、王世贞等共同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边贡与李攀龙都是前后七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边贡(1476年—1532年)，历城人，因家居华泉附近，道号华泉子，以诗著称于明弘治、正德年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称“弘治四杰”，后来又加上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后人称其为明代文学“前七子”。边贡《九日登千佛山寺》一诗写山寺重阳之景，最警策的是“背岭丹枫直，垂岩紫菊肥”一联。岭背的丹枫，挺举着一树浓艳的红;垂岩的石畔，紫菊开得丰腴饱满。枫与菊，一浓一淡，正是历山深秋的标志性色彩。仅用十字，一幅重阳山景图已经画成。

李攀龙(1514年—1570年)，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人，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李攀龙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重阳节登高望湖，是李攀龙诗集中常见的题目，如《沧溟集·卷十》中的《九日登楼》：白雁黄花处处秋，鲍山风雨独登楼。忽惊返照湖中出，转见孤城水上浮。多病恰堪成卧隐，浊醪真足抵穷愁。先生懒作东篱会，可但交情老自休。鲍山，位于济南城东15千米处，是旧“齐烟九点”之一。“忽惊返照湖中出，转见孤城水上浮”，雨后登临，夕阳返照仿佛自湖中跃出，远望孤城，恰似浮在水天之际。

更生动的是许邦才的诗。许邦才(生卒不详)，字殿卿，与李攀龙同为历城人，二人交谊最深。重阳日李攀龙邀许邦才登四里山，许邦才写下《九月于麟招登四里山》：新诗忽自故人来，令节黄花初发醅。城外青山城里见，篱边那忍独徘徊。山头对酌夕阳斜，下见湖城十万家。剩有登高酬令节，何人正不负黄花。四里山即今天的济南英雄山。“山头对酌夕阳斜，下见湖城十万家”，朋友带着新写的诗、新酿的酒相招，两人登到山头，就着斜阳对饮，俯身便见济南全城万户人家。登高、赏菊、饮酒，重阳的三大雅事，在这里都齐了。那不是一个人的独酌，也不是一群人的喧闹，而是两位知己之间恰到好处的唱和。清代：从“把酒南山”到“夜泛明湖”

朱照，字晓村，号镜海，晚号齐右乡人，历城人。清乾隆时期画家、学者、诗人。朱照在《重阳节同人挈酒历山登高诗》中，把重阳写得近乎白描：

闲招三两友，把酒醉南山。静喜高松下，香偎野菊间。

石棱秋有骨，苔点雨留斑。磴道归来晚，空罍挈月还。

“挈酒”二字最见情味。挈着酒壶上山，不为酬酢，只为登高。高松下闲坐，野菊间流连，醉意便与秋意融成一体。也许，这是济南人过重阳最闲适的底色。

而下山之后，还有更幽深的节目。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安徽桐城人姚鼐被朝廷委派为山东乡试副考官。姚鼐于七月二十一日与正考官朱克斋一同冒雨赴鲁，九月上旬乡试工作结束。姚鼐早闻济南多名山胜景，考试工作甫一结束，早已按捺不住游兴的他，便在济南一帮友人的陪同下寻访济南胜景。那是重阳节的前一日，他与友人同登千佛山，下山后又前往芙蓉街附近的张公祠，傍晚在张氏园中宴饮，夜里乘小舟泛舟大明湖。沉醉于湖光夜色的姚鼐，写下了诗作《大明湖夜》，其中写道：

南山已暝色，回见明湖光。秋尽济南郭，渺然江水长。

中流上新月，轻舸复徜徉。烟昏鸥鹭宿，波沈芦荻苍。

夜幕四合，南山的颜色暗下去，回望处，唯余一片湖光;新月从湖心升起，小船在烟波间缓缓游荡。那天，在同一趟湖山之旅中，他还写下“大明湖动水云白，华不注抽烟雾青”的联句。白日登高是热闹的，夜里泛湖是寂静的，一场重阳，竟把济南秋景的昼与夜都收束尽了。姚鼐本不是济南人，却替济南文人把重阳意趣品到了最深处。

除上述以外，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曾出按山东的毛在(生卒不详。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曾于重阳登千佛山，写下“山色独怜华不注，水光遥见大明湖”的名句;曾任山东学政、居处紧邻大明湖的清代学者阮元(1764年-1849年。江苏扬州仪征人)，在1795年重阳前后写下《过华不注山》，留下“不是明湖开晓镜，鄂跗谁照碧芙蓉”的名句，描写了秋深时节华不注山影倒映大明湖的美景;清代学者孔昭虔(1775年—1835年。山东曲阜人)也于重阳前后作《登华不注》，以“平野四敞共秋色，一痕翠落明湖明”写了同款秋景。

大明湖毛泽东《采桑子·重阳》词刻

耐人寻味的是，今天大明湖西南门内的照壁上，刻着毛泽东1929年重阳写下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古人的聚会早已散场，可山还在那里，水还在那里，湖上黄花岁岁开。变的只是时光里的你我，不变的，是这一湖秋水中沉淀了千年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