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大熊猫“回归山林”情况如何？

□ 转载自《雅安日报》记者 郑雨莎 吴丹

大相岭 卫志均 摄

金秋十月，小相岭秋色漫山。海拔2000多米的四川小相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被氤氲晨雾笼罩。

大熊猫国家公园石棉县管护总站监测巡护队副队长欧拉体子与几名队员整装出发，背包里，GPS定位设备、红外相机、粪便样本采集袋一应俱全。

这样风雨无阻的野外守护，见证了大熊猫野化放归20载的探索历程。

孤岛之困

小种群复壮的保护探索

雅安横跨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三大山系，是大熊猫栖息地的关键连接地带，同时也面临栖息地破碎化带来的严峻考验。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邛崃山管理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徐洪年介绍，受历史气候、地质变化及道路交通等多重因素影响，邛崃山与大、小相岭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严重，种群之间长期相互隔离，形成多个孤立小种群。有限的种群数量，让区域内的大熊猫持续面临近交衰退、遗传多样性下降的潜在灭绝风险。

小相岭山系的大熊猫核心栖息地总面积约1194平方公里，是国内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偏小、破碎化程度较高的山系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栗子坪片区是小相岭山系的大熊猫核心分布区，受国道108线、G5京昆高速切割阻隔，当地大熊猫分为公益海、石灰窑两个孤立小种群。本世纪初，栗子坪片区的野生大熊猫仅有25只，且拆分为两个小种群，面临种群灭绝的风险。

大相岭山系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受国道108线、历史森林采伐、矿山开发等叠加影响，大熊猫栖息地被割裂，种群与外部山系几乎断绝基因交流，形成又一处遗传“孤岛”。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整个大相岭山系野生大熊猫仅38只。

“受交通干线阻隔，小相岭形成两个相互隔离的小种群，种群数量少，存在濒临灭绝的风险。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部署下，我们从2009年起开展大熊猫野化放归，目的就是拯救这一孤立小种群。”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代勤龙介绍，栗子坪拥有国内首个大熊猫野化放归适应场，还建有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与复壮研究开放实验室。“选择小相岭作为放归地，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这里原有种群规模不大，放归个体带来的遗传增益更容易体现；同时栖息地基础条件较好，能够承载新增个体生存。”

2009年4月，野生大熊猫“泸欣”易地放归栗子坪，这是全国首例大熊猫易地放归，正式拉开雅安大熊猫野化放归的序幕。

大熊猫回归山林不是简单“一放了之”，科研团队创新“母兽带崽”野化培训模式，幼崽自小跟随具备野外生存经验的母大熊猫学习觅食、避险等生存技能。

2012年10月，全球首只经“母兽带崽”模式培训的圈养大熊猫“淘淘”在栗子坪放归野外。

历经多年野外生存，2024年，经红外影像与粪便DNA综合科研监测证实，大熊猫“淘淘”在野外发生求偶交配行为，这是首次采集到幼年阶段放归的大熊猫成年后融入野外种群并参与繁殖的证据。

巡护队员展示收集到的大熊猫粪便 图片由宋心强提供

从大熊猫“泸欣”易地放归，到大熊猫“淘淘”成功野外繁育，雅安已搭建起“野化培训—适应场过渡—野外放归—持续监测”完整保护技术链条。2009年至今，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累计向野外放归大熊猫10只。

基因之证

粪便里的种群复壮密码

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与复壮研究开放实验室于2018年1月正式挂牌成立，是全国首个扎根自然保护地、以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为核心目标的专业科研平台，也是解码20年野化放归成效的“基因中枢”。

走进位于石棉县新棉街道的实验室，DNA抽提室洁净有序，零下80摄氏度超低温冷藏箱沿墙排列，上百份标注着精确经纬度、海拔与采集日期的粪便样本分层存放。

“每一份样本都藏着大熊猫的‘身份密码’。”科研人员黄亚梅介绍，通过提取粪便中肠道脱落细胞DNA开展微卫星分型，可精准鉴定个体身份，结合相关分子标记，还可分析性别、亲缘关系与种群遗传多样性。这种非损伤性取样技术无需捕捉、不惊扰大熊猫。

2013年，栗子坪自然保护区与西华师范大学大熊猫研究团队在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指导下启动实验室建设；2018年1月正式挂牌；2026年完成改造提升后，检测能力再上新台阶。目前实验室已建成完整的小相岭大熊猫DNA档案数据库，动态识别出大熊猫个体33只。

基因技术为野化放归成效提供了硬核科学证据。大熊猫“泸欣”在栗子坪产下幼崽，DNA亲子鉴定确认幼崽父本为当地野生大熊猫，全球首次从分子层面证明放归个体可完全融入野生种群并繁殖。

2016年，放归大熊猫“张想”穿越拖乌山生态廊道，从公益海种群活动区进入石灰窑种群活动区，成为首只打通两大孤立种群基因交流通道的放归个体。

2024年，监测人员发现大熊猫“淘淘”和“华妍”野外交配求偶的画面，经微卫星基因分型，确认二者成功交配，这是首次采集到幼年大熊猫放归成年后融入当地种群、参与交配繁殖的证据。

持续监测勾勒出小种群复壮轨迹：石棉大熊猫小种群遗传多样性指数从2009年的0．581提升至0．657，接近邛崃山系健康种群水平；种群数量从第四次调查的25只增长至2024年底的33只，放归个体的基因贡献清晰可辨。

技术之变

从无线电追踪到智慧监测

监测技术的进步，是20年野化放归工作的另一条主线。作为老巡护员，欧拉体子还记得本世纪初的装备：一部笨重的GPS、一个指南针、一张纸质地图和装粪便的袋子。

2009年，大熊猫“泸欣”佩戴无线电与GPS双模项圈落户栗子坪。2015年10月，项圈自动脱落后，监测人员主要根据野外采集的粪便样品进行DNA鉴定来确定其行踪。

如今，监测技术已发生质的飞跃。在栗子坪，全域布设的158台红外相机织成地面感知网，配合智能识别系统自动捕捉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占地0．2平方公里的大熊猫放归前适应场内，红外相机与放归个体佩戴的电子颈圈联动，实时追踪其活动规律与健康状态。

同样的智能化转型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落地。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仅有的2个综合监测试点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县管护总站的监测平台新增了5个信号基站、3台双光谱云台、15个卡口监控、600台实时回传红外相机与无人机系统。工作人员宋心强点开调试界面，屏幕上实时回传着大相岭山林间的红外影像。“‘天空地’监测平台落地后，多次记录到大熊猫带崽的珍贵画面，为人为干扰的管控提供了很大便利。”

前路之探

在挑战中探寻种群保护之路

20年探索成绩斐然，但科研工作者并不讳言面临的挑战。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韦伟长期深耕大熊猫小种群保护研究。在他看来，雅安是国内大熊猫野化放归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的区域。“雅安大熊猫野化放归实践成效显著，小相岭局域种群恢复至33只，实现种群间基因交流，证明这条保护路径可行。”

成绩背后，困境也很实在。首先是放归个体的样本压力。“表面看我们在持续开展大熊猫放归工作，但绝对数量太少，每一次放归、每一个个体的得失，对结论的权重影响都极大。”韦伟说，放归野外不等于成功，真正的成功标准是融入当地种群、繁育后代、改变近亲繁殖情况及种群遗传结构，这部分目前只有间接证据，样本量不足以支撑结论。

其次是长期监测的技术压力。野外监测工作量大、存在监测空窗期。一只大熊猫的寿命可达20年至30年，放归后的监测是一场“超长马拉松”。“很多人以为放出去就完事了，其实监测才是真正的开始。”宋心强说，荥经县管护总站每年采集的大熊猫粪便样本有几百份，针对粪便样本采集的野外作业一年有300多天。

“雅安要科学评估栖息地承载力，把控放归节奏。”韦伟表示，要联动高校共建科研平台和专家工作站，升级智能化监测手段；同步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打通基因交流通道。他认为，放归是“用时间换空间”的科学工程，雅安应推动经费、人才保障制度化，从放归试验基地向小种群复壮范式输出地迈进。

站在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成功20周年的节点回望，雅安的大熊猫野化放归已经超越了“放几只大熊猫”的层面。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雅安片区的野化放归工作纳入国家公园体系统筹推进。下一步的重点，不再是单纯增加放归数量，而是转向栖息地整体修复和生态廊道建设，让野生种群能够自然交流、自然繁衍。

深山密林里，大熊猫的足迹还在延伸。关于“回归”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