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最赔钱房东”：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又带来了失望

残友小黎（右）和小付在残疾人就业基地走廊上闲聊

9月24日，黄强搬离了观澜的这栋大楼。像往常一样，他把收集好的纸箱和矿泉水瓶送到了小黎的门口。离开一楼的门洞时，墙上原来那块“广东省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会（深圳）实训基地”（以下简称残疾人就业基地）的牌子，已经摘下来了。

此前一个月，因为给残疾人提供免费住宿，这栋大楼频繁出现于媒体报道中。这栋楼的运营者、残疾人就业基地的创立者邹烨，在网上也被称为“深圳最赔钱房东”。这些报道出现于公众视野的同时，该基地的运营也陷入困境。

邹烨是个生意人。去年10月，他租下这栋大楼，将其改造为残友就业基地。去年年底开始，他所经营的公司大客户接连流失，业务陷入困境，无力支撑大楼每月9.87万元的租金。连续拖欠两个多月租金后，业主方与邹烨解除了租约。据邹烨透露，他为这栋楼的前期改造和运营已投入200余万元。

基地运转的9个多月里，曾接待过四百多名残疾人，多数人把这里作为短暂的落脚地，找到工作后就离开了。小黎是基地迎来的第一名残友，也是住得最久的人。

小黎32岁，幼年因小儿麻痹落下残疾，行走不便，双手也不灵活。黄强听她说过，她曾在深圳一家工厂打工，因站立不稳摔倒，被工厂辞退。她离异，父母都已去世，也不愿再回海南老家生活。住进基地的近10个月里，小黎尝试过去工厂找工作，因为“站不稳”，没有工厂“敢”录用她。

“她属于不太好找工作的残疾人”，黄强说。他是邹烨公司的员工，入职后也在这栋大楼居住，负责残疾人就业基地的一部分自媒体运营工作。黄强搬离时，小黎等三名残疾人还留在这里。

基地也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推荐服务。黄强很清楚残疾人群体的就业状态，国家有政策，录用残疾人的工厂每月能享受补贴，所以双手灵活、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进厂并不难。难的是像小黎这种情况，行动不便，生活难以自理的残疾人。

如果残疾人就业基地能继续运转，小黎在这里也能寻到一条谋生的路。基地提供手工活，也帮残疾人做直播带货。过去几个月，小黎做过手工，做过几次直播，也拍过短视频。这些背后，都是基地提供的支持。

业主方接连催促搬离，小黎最多只能再住最后几天。靠她自己，几乎不可能找到下一个落脚地。此前一个多月里，邹烨多次与业主协商，希望将整栋楼的租约调整为只租其中两层。这样至少还能让小黎等残友有个落脚地。但业主方拒绝了。

黄强搬走的前一天，还和另一名同事商量小黎的去向。两人都犯愁，同事跟黄强说，他再帮小黎争取一些工厂面试机会，但不能确定她能不能面试成功。“要是面上了，工厂一般提供宿舍，起码她有个住的地方。”黄强说。

希望：“我的第二个家”

三年多前，邹烨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燃起了建一个残疾人就业基地的念头。

按他当时的构想，来深圳找工作的残疾人，可以把基地作为找工期间的落脚地，基地也提供就业推荐服务。求职困难的残疾人，则可以在基地做手工活，或者通过直播获得收入。

他先后在宝安、光明等区域寻找过场地，但一直不满意，要么不具备居住条件，要么不是独立楼栋，要么租金太高。去年，朋友向他推荐了观澜一座产业园内的大楼，一共六层，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已经荒废了5年，可以改做宿舍，业主方开出的月租金接近10万元。一切都符合他的预期。没有过多犹豫，他租下了这栋大楼，合同约定的租期是8年。

去年，邹烨租下观澜某产业园内这栋大楼，作为残疾人就业基地的运营场所（左），邹烨（右）

邹烨算过一笔账，他计划前期投入的经费是200余万，其中邹烨出大头，一群不愿具名的朋友们也提供了支持。大楼荒废已久，翻修是个大工程，后期运营，最终实际装修改造花费170多万。

未来基地如何实现良性运转，邹烨设想了三条路：

一是基地推荐残疾人了去工厂上班，工厂每月能领数千元政策补贴，基地可以从工厂拿到数百元劳务费。

二是基地的直播运营成熟后，可以从直播平台的流量奖励中获得分成。

三是残疾人在基地注册公司创业，可以向政府领取创业场地补贴，基地收取一部分场租。

基地每月运营支出大约10万出头。邹烨预计，基地运转成熟以后，这三部分收入每月能达到8万左右，他每月再从自己公司的盈利中拿出两三万补贴进去，基本就能维持盈亏平衡，基地也就能持续运转下去。

基地的直播间

在邹烨的设想里，这栋大楼装下了他对残疾人就业基地的全部规划。大楼中的一百余间房间作为宿舍，最多可以同时容纳500人住宿。每一层楼都设了独立的手工工作区，方便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此外还规划了手语教室、技能培训室、直播间、心理援助室、法律援助点……残疾人可以在这里学技能，做手工、做直播，也可以寻求心理和法律上的帮助。

邹烨希望残疾人，尤其是找工困难的残疾人，在基地里能通过学习，也通过彼此的支撑，慢慢找到信心，看到自己的潜力，找到一条谋生的路，活得有希望、有尊严。

小黎的房间

9月上旬，我来到基地时，大楼里空空荡荡，只剩几间宿舍还住着残友。直播间、做手工活的工作室都处于停摆状态。

小黎独自住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五张床，床是邹烨专门定制的，铺位高度刚好适配轮椅。小黎扶着床栏，领着我看了屋子里的陈设，阳台，乃至洗手间，阳光从门里洒进来，整个房间收拾得干净利落。靠门口的下铺铺着金色印花毛毯，那是小黎的床铺。“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小黎站在屋子中间说。

小黎收到了大楼退租的消息，但在这里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其他几张床上，整齐地码着她的生活用品。一张铺位上，放着前两天爱心人士捐赠的水果和食物。几百元的残疾人生活补贴是她每月的固定收入，基地陷入困境后，她靠捡废品补贴生活。

中午时分，小黎和住她隔壁的小付坐在走廊上闲聊，她俩都在基地做过手工活——给纸质手提袋穿绳，一件报酬3分钱。“我做的快，一天能做1000个”，小黎说。“我比较担心手，有几百个”，小付的上肢有残疾，手使不上力。

黄强回忆，有手工活的那些天里，下班后他回到大楼，残友们闲聊时气氛明显与平时不同，大家兴奋地交流着“今天他干了多少，我干了多少”，黄强能听出话里的希望和期待，那是跟平时不一样的状态，“没事干的时候，大家感觉整个没什么精神。”

小黎（左）和小付（右）做手工活（邹烨供图）

小付住进大楼有一个月时间，她之前在深圳一家水果厂上班，进厂不久发现那份工作对她来说太重了，“手臂吃不消”，她和小黎一样，刷短视频时看到了基地的消息，这才赶过来，“看到这里有直播带货，还有手语课堂，想来学点技能”。

“我们残疾人嘛，还是希望这里能做大做强，能（在这儿）稳定下来”，站在走廊上，小黎看向远处，目光越过工业园里的椰子树丛，更远处是鳞次栉比的农民房。

起点

当邹烨和残疾人就业基地出现在媒体和公共视野时，网络上的评价也存在两种相反的声音，一种夸赞他的善举，另一种质疑他在作秀。

对邹烨来说，无论是数年来的捐款帮扶，还是投入200余万运营一个基地，这一切的起点，是他是一个残疾孩子的父亲。

“我太知道残疾人在这个社会立足有多难，我想给他们一个平台，能自己挣点钱，活得有尊严。我也希望这种善意传递下去，我儿子将来在社会上，也能得到更多的善意。”邹烨说。

2012年夏天的一个凌晨，邹烨被怀孕的妻子叫醒，妻子说肚子痛，得上医院，邹烨睡得昏昏沉沉，想到当天早上预约了产检，安抚妻子“不要大惊小怪”，接着又睡着了。

到了凌晨五点，妻子痛得实在受不了，邹烨匆忙开车带妻子赶往龙华区人民医院，一检查，宫口已经开了两指，胎儿差一天才满28周。医生提醒，孩子这时候生下来大概率是不健全的，“你们也没必要拖累自己一辈子”，医生说。

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哪怕孩子终身下不了床”，两人也能接受。妻子在医院保胎一天，刚好满28周。可第二天实在保不住了，就在被推往产房的路上，孩子出生了。

“我猜想，是不是强行保胎了一天，导致孩子在宫内缺氧了，如果到医院就生产，会不会好一点”，邹烨说。

孩子出生后，在保温箱里住了两个多月才被接回家。七八个月时，孩子胖嘟嘟的，看起来健壮喜人，家里人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直到别人提醒“这孩子怎么不能坐不能爬”。夫妻俩带着孩子去医院，一个影像报告出来，显示脑白质过度，“就是脑袋缺氧引发的损伤，确诊了脑瘫”。夫妻俩都不知道脑瘫是什么病，“以为是傻子，其实是肢体上的问题”。

脑瘫在临床上主要分为痉挛型、不随意运动型、共济失调型和混合型等。邹烨的儿子属于痉挛型，且受损范围较小，主要影响下肢运动，是脑瘫中相对较轻的一种情况。

图文无关

一家人开始了漫长的康复之路，儿子每个月在儿童医院的治疗费用要五万多元，当时邹烨在做房地产工程，生意做得不顺利，2013年到2014年，他砸了大笔资金在广州的一个工程里，最终项目亏损，他开始负债。

债务缠身之际，邹烨一家的入深户申请获批。孩子享受到了深圳的医保政策，也申请到了深圳的常年医疗康复补贴，一年补贴额度5万元，“在我最困难的时候，5万块就给了我喘息的机会，就像命一样”。

孩子出生到7岁前，邹烨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从2008年毕业来到深圳起，邹烨就开始做生意，最早和老乡合伙，在华强北卖电脑包赚到第一桶金，而后转到房地产工程，最终亏损负债。2015年，他转去越南做外贸，第一笔生意赚了一百多万，他信心满满，回来找朋友筹资，再押上自己的全部资产，一共凑了三四百万，结果被越南当地的合作方骗了，所有的投入打了水漂。

2017年，朋友们看他无所事事、意志消沉，凑了几十万帮他开了个饭馆。苦苦撑了一年多，饭馆每个月几乎都在赔钱，最终只能关店。

直到2019年，有个朋友给他出主意，给企业提供服务，比如申请政策支持、退税等服务，按项目收取服务费，不需要太多成本。靠着多年生意场上攒下的人脉和业务能力，他入行的第一年就做了将近一个亿的流水，一下子还清了数年积压的数百万债务。此后几年，邹烨的生意顺风顺水。

生意再次有起色后，邹烨不断向公益机构捐助，或者直接帮扶残疾人。他不断投入公益的另一重原因，是深圳这个城市。“如果不是深圳的政策好，我们家这种情况，当时可能就离开一线城市了，我感受到深圳这个城市的温暖，我应该再传递出去”。

儿子和父亲

邹烨第一次接触公益组织，是在2015年，那时孩子不到三岁。他和妻子还在试着接受孩子的病情。他负债累累，也挣不到钱，孩子的治疗花销也大。各种压力之下，夫妻俩常常吵架，期间妻子带着孩子去北京待了半年。

2015年在深圳公益组织“天使家园”的活动上，邹烨第一次接触残障儿童的家长群体，正处于人生低落期的邹烨，看着其他家长的状态，心想“人家怎么那么乐观”。那天活动结束，他领了一袋奶粉一包尿不湿，东西不多，他却感觉到一种被关照的温暖，心里也多了些希望。

今年在残疾人就业基地，邹烨给残疾人家庭发放牛奶等捐助物资时，在办公室里看着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他心里五味杂陈，“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一样”。

今天回过头看，邹烨觉得自己能更准确地理解那些家长的“乐观”。“任何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属，心里面都有不可修复的创伤，无非就是结痂结多了，麻木了，这个东西是伴随一生的，解决不了的”。只是每个家长的阶段不一样，当时那些家长走在了他的前面，所以能开导他，就像今天，他可以开导、帮助别人一样。

近几年来，邹烨通过公益组织天使家园，每年邀请100个残障儿童家庭到他承包的荔枝园，为孩子们办生日会。（邹烨供图）

这些年，给儿子做治疗或者帮扶残障家庭的过程中，邹烨接触过很多残障儿童家庭。他曾去过清远阳山县一个贫困地区做爱心帮扶，“被遗弃的残障孩子有很多，有的是父母一方遗弃，有的是双方遗弃，这种事情砸到谁头上，谁都不一定接受得了”。

有个跟邹烨儿子一起做康复的男孩，脑瘫的情况更加严重，能否熬到成年都是问题，一边是孩子的病情，一边是高额的治疗费用，父母只能苦苦支撑。“很多家庭都是支离破碎的”，邹烨说。

儿子从出生起，就走上了一条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路。邹烨也是。

每天早上起来，邹烨的第一件事是到儿子房间，叫孩子起床，摆好当天要穿的衣服。儿子穿衣服，要5分钟到10分钟，正常同龄小孩可能不到一分钟。动作太慢，邹烨也会发火。他硬下心来，“现在就是再慢再难，也让他自己穿。”

“这根针是每天都在刺痛你的。”邹烨说。

儿子真切感受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是在小学二年级。三个六年级的孩子笑话他，“哎，那个瘸子。”儿子站都站不稳，还是冲上去跟三个孩子打了起来。邹烨觉得，儿子这一点很像他，有血性。老师叫了家长，邹烨到了学校，听完事情始末也很生气。班主任的处理在他看来“有点拉偏架”。不久后，他给孩子办了转学。

他告诉儿子，“走路走不好，这是事实，但我们得接受它，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接受这个事实，对邹烨来说也不容易。早些年带儿子上街，发现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他会把对方瞪回去。一开始送孩子上学，他只敢把车开到学校附近的僻静小路上，他也怕别人的指指点点。

在康复机构，邹烨心里也会偷偷羡慕别人家孩子。比如羡慕自闭症的孩子能蹦能跳。“人往往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就像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也会羡慕我的小孩智力是正常的。”

邹烨观察，大概到了小学四年级，儿子开始坦然接受外界的目光。刺耳的话也好，异样的眼光也好，孩子都能接受。

他也渐渐能适应路人投来的异样目光。现在送孩子上学，他都骑电动车，一直骑到校门中间的位置，再大声跟孩子告个别。

儿子进入青春期以后，除了游戏，很多话题不再愿意跟邹烨敞开。但父子俩走在外面一起面对各种眼光时，他们又是最紧密的同盟，对邹烨来说那是很奇妙的感觉，“我们心连在一起，齐心协力去打仗一样”。

“最赔钱房东”的中场战事

这些年，除了向公益组织捐助物资，邹烨也直接向残疾人提供帮扶。

2023年，经别人介绍，邹烨认识了小杨一家。小杨二十出头，也是脑瘫患者，与父母一起生活在深圳。邹烨去看望小杨时，他常年坐在轮椅上，智力与十岁儿童相当。母亲要照顾儿子，出不了门，小杨哥哥还在读书，只有父亲一人打工养活全家，生活很是困顿。

邹烨资助小杨做了脚部矫形手术，小杨康复后站了起来。行走不再是问题，小杨跟邹烨说“想去上班”。邹烨把他推荐到清远一家鞋厂，收入不算高，但一个月除去日常开支还能存下三四千元。母亲不用照顾小杨，也出去找了份工作，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

“以前家里只有一个人挣钱，现在哥哥也毕业了，家里四口人都在挣钱。是不是我的一次托举，这个家庭就彻底改变了。”邹烨说。

小杨家庭的变化，也让邹烨长久以来的一个设想，有了更多落地的信心，也就是帮更多残疾人找到谋生的路，尤其是像小黎这样，工厂不太愿意接纳的残疾人。

让邹烨看到残疾人更多可能性的，是老乡拉子偶然走红的经历。

邹烨刚毕业时，曾和老乡袁班长（以下简称老袁）一起创业。这些年，老袁一直在湖南经营箱包厂，拉子是老袁的同村发小。拉子是早产儿，小时候喝过煤油，被牛踩到脑袋，智力和身体都有严重缺陷。拉子妈妈去世后，老袁知道他没人照顾，就把他带到工厂里，打算照顾他一辈子。结果有一天，工厂做直播带货时，拉子不小心跑进了直播间，一下子就在全网火了。

邹烨受到启发，也许每个残疾人都有自己的潜力点，只是缺少一个把潜力挖掘出来的平台。他想探索一个能良性运营的平台，让残疾人有收入，“这能解决很多人的问题”。这也是残疾人就业基地的最初设想。

邹烨对平台的良性运营有信心，政府层面，有残疾人扶持政策。社会层面，参与帮扶的爱心人士也足够多。但实际操作下来，一切并不容易。

2025年11月，大楼装修遇到第一个难题，安装电梯的审批批不下来。邹烨租下这栋大楼前，观察同一个园区内相邻楼栋都装有电梯，他满以为自己申请电梯安装不成问题。结果他多方申请，最终没有拿到安装电梯的批文。

由于没有电梯，实际投入使用的只有基地一层的手工工作室。

对于一个支持残疾人工作和生活的大楼来说，没有电梯就意味着诸多困难，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怎么上下楼，手工活的原料怎么搬运上楼……邹烨没有找到解法，去年年底公司业务也开始下滑，他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但他还是继续着紧锣密鼓的装修，他想赶在春节前完工，到时候无法回老家的残友，春节可以在这里安心过年。

去年12月，大楼装修完工，小黎成为第一个住进大楼的残疾人。此后，这里渐渐热闹起来。

黄强观察，符合用工条件的残疾人，大多在大楼里短暂落脚后，通过工厂的面试就离开了，有些是自己求职成功，有些经基地推荐通过面试。另外还有一半的残疾人，不太容易在工厂找到工作，希望依靠基地提供的手工、直播等途径谋生。

即便预感不好，邹烨依然按照当初的构想推进着基地的运转。起步并不顺利，他发现很多残疾人不同于上班族，“很多人今天赚到50块钱，就要休息两三天，钱花完了再去挣钱。大家的舒适区不一样”。

邹烨给基地残友介绍过一个看手机广告挣钱的营生，他发现残友小李做得最好，一部手机一天能挣四五十块钱。领到第一个五十块以后，小李第二天就要请假，“邹总我今天很烦躁，搞不了”，第三天也要请假，“生理期来了，不想搞”。

邹烨给基地请了一个直播带货的老师，帮残友注册账号、做内容、写好直播文案。一切准备好，对残友来说只需要把稿子背熟，在镜头前流利表达即可。

在基地工作没几天，老师被“气”跑了。让老师受挫的是小黎，“直播的稿子提前三天给到了，一到镜头前两句话都说不好，老师都气哭了”，邹烨有些失望，“就像给孩子报了个辅导班，结果钱花了，他不读了。”

手工活项目的推进，也没有邹烨预想的顺利。他“求爷爷告奶奶”，托朋友拿到了手工活项目，给出口海外的纸质包装袋穿绳子。他带着原材料回到基地时，正是基地住宿人数最少的时候，人数不够，对方要求准时准点交货，最后他没办法，只能从外面请了一些兼职完成了这些工作。

但这些问题在邹烨看来，都不是大问题，等基地的模式运转成熟，管理和协调更完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最关键的还是资金，陷入困境后，邹烨尝试将大楼其中三层作为公寓出租，以减轻房租压力。但附近农民房众多，租赁市场饱和，房间短期内很难租出去。

邹烨只能认命，他接受了亏损200万离场的现实。在生意场上几经大起大落，这不过是他又一次的低谷。眼下，他只能先挽救自己的生意。

走廊尽头，等一个机会

小黎有一个抖音账号，叫“努力生活的佳佳”。打开页面，几乎每一条视频的封面中心，都是她的笑脸。她眉眼弯弯，嘴角上扬到最大弧度，露出一口白牙，看起来灿烂又动人。而每一条视频的开头，像是在重复她的人生履历——“腿脚不便，父母已故，被家暴离婚，依然努力向上生活着”。

这是残疾人就业基地帮她申请的账号，拍摄、剪辑、日常运营都有基地的工作人员负责，黄强负责视频剪辑工作。最近的一条更新在两个月前，负责运营账号的同事离职，视频更新就此搁置。

邹烨和小黎站在她房间门口

黄强在基地住了5个月左右，和小黎等残友相处时久，彼此熟悉。小黎热情，总是大大咧咧的，“不管谁过去，都把自己的苹果、瓜子拿出来分享”。黄强留意到，绝大多数时候小黎看起来开开心心的，但她的情绪起伏也很突然，“有时候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不知道为什么状态就很郁闷，过几天自己又恢复了。”

平时，拍摄也好，日常聊天也罢，黄强和同事们不敢跟小黎多聊她的家事，“一聊她就想哭”。

住在这里的残友，彼此经常相互扶持。小黎住在二楼，她收集的纸箱等废品，不少是别人送过去的。小黎送垃圾下楼不便，很多时候是行动方便的残友帮她捎下去。在小黎抖音账号第一条视频的生活日常里，她煮了一大锅玉米、红薯、鸡蛋，一一送给附近的邻居。其中一位收到红薯的大哥，刚刚帮她拿了快递，晚些还会帮她扔垃圾。

黄强记得，小黎隔壁曾住过一个患脑瘫的女孩，行动比小黎更加不便，走路要靠助行器，再旁边还住着一位轻度视力障碍的大姐。平时大姐帮小黎和女孩带生活垃圾下楼，两人也会请大姐吃东西，“有来有往，大家都会搭把手”。

基地人最多的时候，同时生活着几十名残友。不少残友喜欢到二楼的基地办公室吹空调，聊闲天，黄强休假也喜欢待在二楼，跟他们聊聊闲话。工作日下班后，他也喜欢在走廊里待上一阵，听听大家坐在一起的闲话，顺便等等外卖。他记忆中基地最热闹的一天，是公益组织天使家园和非遗传承人沈元发一起过来探访，当时二楼办公室里人坐得密不透风，很多残友现场跟着沈元发学衍纸画。

黄强很怀念那些日子。

9月份跟黄强闲聊时，小黎也曾吐露过对未来的担忧，“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面对没有着落的未来，黄强也看不出她有什么情绪。“有啥办法呢”，黄强感叹。

搬离大楼之前，黄强专门跟小黎告了别。他说他要走了，小黎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就这两天。“好吧，走的时候注意安全。”小黎说。他不知道小黎能否通过工厂面试，最终会去哪里。

“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又带来了失望，这是我最放不下的，也是最内耗的地方。”谈起基地的搁浅，邹烨还是满心遗憾，“我明明可以按这种模式，让500多位残疾人在这里很有尊严地活着，也能创收，因为我个人能力不够，这里支撑不下去了。”

邹烨盼着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再接着把这件事做起来。“我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算在这里搞不下去了，不用过多久，我还会把它做起来。我当年（做生意）也是这样起来的。”

文丨黄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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